郑州的往世今生：50年考古确认中国第一古都

　　◎闫琦

　　郑州——河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中原腹地，黄河中下游分界处，京广、陇海铁路交汇处，市内设6区，辖新郑、新密、登封、荥阳、巩义5市和中牟一县，2004年经济总量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居12位，面积7505平方公里，人口639万。

　　这是对一座城市最为表面的叙述，今天我们的探询，是因为这个城市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深层内涵吗？它值得我们去触摸，去阅读吗？

　　今年4月的一天，一个电话把我们的视线引向这座城市——郑州市文化局刘河明副局长告诉我们，郑州市于去年11月加入了中国古都学会，成为它的第8个会员，并且继西安和南京之后，被接纳为世界历史都市联盟的成员，今年10月将在郑州召开郑州商城考古发现50周年纪念大会。

　　“郑州”、“商城”、“古都”？这几个词放在一起，使郑州在我们眼里成为一座“陌生”的城市。中国先有四大古都，后有六大古都、七大古都的说法，而郑州，印象中，除了所辖的一些县(现为市)文物丰富外，似乎未听闻市内有重要遗迹。

　　于是拨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办公室的电话，刘先生确定，郑州是商代早期都城的说法已经被认定，“是商王成汤立国时的都城”。

　　中国第一座国都在哪里？

　　8月29日，记者一行4人前往郑州。这个城市的面貌看上去很新，似乎跟3600年的历史毫不相干。只有登上位于城中心现有高度7米左右的东城墙，踩在3600年前先人夯实的土地上，遥想当年场景，才能使人感受到文明延续的脉动。

　　一个不是新闻的事实是，中国纪元始于西周时的“共和”。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有据可查的历史只有3300年，而这还是由上世纪20年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甲骨文后的认定。殷墟只是商朝的晚期都城，商朝的中期、早期及以前的夏朝，以至更早的五帝时代，历史还没有考古发现予以认定，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史的巨大缺憾。古埃及公元前2280以后的纪年精度已为数年，古巴比伦前2378年以后的纪年也相当精确，这些成就始终令中国的史学家们羡慕不已，于是，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攻关项目。在50年发掘和研究基础上，经“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的最终认定，郑州作为商代开国之君商汤所建都城的地位已被确认，由此，中华文明有据可查的历史被前推了300年。

　　一切都从一个叫韩维周的有心人开始。1950年，因战乱而离开文物工作的小学教员韩维周在郑州二里岗一带发现大量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河南省文管会接报后，派出省文物工作队的安金槐先生等人前往调查，证实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遗址。1952年，文化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选址就在郑州二里岗，开始了郑州商代遗址的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1953～1954年，河南省和郑州市的文博单位相继在二里岗、南关外、白家庄等地点进行大规模发掘和调查，确认商代遗址遍布郑州市区，范围东起凤凰台，西至沙口路，北到花园路，南至南关外，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1955年秋，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郑州白家庄一带意外地在商代地层之下发现大面积积灰褐色夯土，随之的扩展追踪使人们恍然大悟，这是一座建于先商时代或者夏代晚期的城址。

　　自1955年郑州商城发现后，围绕其性质的争论进行了几乎半个世纪，这也是直到最近人们才知道其商代开国国都地位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考古界两位泰斗级人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安金槐先生和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邹衡先生。

　　1964年，参与过郑州1952年挖掘、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现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任理事的著名学者邹衡先生先提出“郑州商城为汤帝国都亳都”的说法，并于1977年在河南登封召开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公开发布(时为“异说”)，其后又在日本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向世界宣布。但是半个世纪过去，这一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占超重量级别的发现才真正引起人们重视。

　　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证据的可信度。

　　最早有一种“堤坝”说。还在“文革”时期，北京有专家被请到郑州“会考”，结果认为，所谓商城遗址根本不是什么城，而是挡水的河堤。为了更有说服力，安金槐先生带队重新发掘后，才证明不仅是个城，而且还是商代的城。

　　商城的确定似乎并不特别费气力，出土文物能说明问题。然而，这座城究竟是普通的城还是都城，哪个王建立的，却争论了几十年。最后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为这一争论拍板定案。

　　长期主持商城发掘、对确认商城做出重大贡献的安金槐先生认为，郑州是商朝第十代王仲丁、外壬兄弟的都。开始时，邹衡先生也认为它可能与都有关，但是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二王在位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5年，而郑州商城遗址规模宏大，外城推测面积至少有13平方公里，内城面积3平方公里，仅宫殿初步探出面积就有6万平方米。以3600年前的生产力水平，用25年时间修建规模如此巨大的城址是没有可能的。而且，从商城遗址地层堆积估算，其年代至少在百年以上。不仅如此，郑州商城内外城之间有大规模的手工业分布，还出土有规模惊人的8个铜鼎，属国家祭祀重器，最大的有1米见方，完全是一派巨都风范，也非25年的经营所能达到。

　　安阳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城，可以出土的甲骨文为证，而商代开国之都的所在，历史上却有多种记载，难以认定。归纳起来大致有河南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的“经”和“传”也佐证了邹衡先生的观点。虽然“亳”在书中多处出现，但惟独在“郑亳”后面带了个“城”字。后来，郑州紫金山(城墙被叫成“山”)一带出土了许多战国时期的陶片，上面就有地名“亳丘”二字。“丘”即“墟”，为毁灭后的废墟，那么，“亳丘”，就是“亳墟”，如同“殷墟”一样。

　　经数十年新的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邹衡先生认为证据已经确凿，认定:郑州商城就是商汤兴建的国都——亳，此都历经5代10王，历时至少150年以上。

　　在最终认定郑州商城性质方面，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是怎样取得的呢？

　　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介绍说:特别可喜的是，在郑州的北大街一带找到了一个连续的地层叠压关系，最下层是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时期的，叠压着它的是二里岗下层最早的一期大型建筑基体的夯土堆积，然后又被一个大型建筑基址(6号基址)打破，这基址上还有房子(F1)，它又被一些灰坑打破。这个连续的叠压关系，出土了很多东西，我们排出了从二里头晚期到二里岗下层早期、晚期，二里岗上层的早晚关系。这样，郑州有关遗址从早到晚都有了，而且是连续的地层叠压关系。通过采集的木炭，做了很多的测定，这就构成了郑州商城所代表的商代前期的年代范围。碳14年代测定及树轮校验的结果为公元前1620年，它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这座城址至少已有3600年的历史了。

　　灿烂文明的一个重要界标

　　在郑州商城发现以前，成熟的殷墟文化由何而来，一直是一个谜。现在可以说，殷墟文化是从郑州商城迁延而来。郑州商城的确立，使文献中有清楚记载的商代被确证，并成为有始有终的一个完整朝代。

　　郑州商城地位之争的意义非凡，深刻影响的是断代研究。回顾当年，可谓遭遇过一场“疾风骤雨”般的论战，学界论争的规模以及各种观点激烈碰撞的程度和影响的深远，可谓前所未有。用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夏商周专家刘绪的话说，邹衡先生这一“闹腾”彻底打破了原先认定的商文化断代(即原来的中商成为早商，原来的早商成了晚夏，以此类推)，原以为整个商代已经串起来了。击碎了“幸福”感，大家当然不干，于是群起“击”邹。当时邹先生虽不是孤家寡人，但支持者寥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发现越来越多，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的论断才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中国考古学界一代宗师、邹衡先生的老师宿白先生评价说:“已有3600余年历史的郑州商城，意义重大，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一座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郑州商城的发现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院研究员李维明博士这样形容:“没有郑州商城，夏商周研究就只能是一头扎在暗夜里瞎摸，郑州商城的出现，就如暗夜中升起的一颗启明星，使得混沌未开的夏商还有周，统统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所以说，如今探讨夏文化，它的‘立身之本’就是郑州商城，没有郑州商城，二里头作为夏文化，就只能在云里飘着，根本落实不下来。”

　　如今已成为定论的是，早于郑州商城地层堆积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先商文化和夏文化，而郑州商城的发现，使中国最早的王朝夏代也露出端倪。

　　邹衡先生说:“迄今发现、有史可查的‘历史之最’就是商代中央政权所在的国都郑州商城，所以，也可以这么说:中国文明，是从郑州开始的。另从世界范围看，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希腊及罗马城等，都没有发现像郑州商城遗址规模如此宏伟、历史又如此久远的都城遗址。”由此说来，郑州被称为“中国第一古都”当之无愧。

　　郑州商城还有发掘的期待吗？自然有。由于郑州商城原址位于城市中心，地下丰富的埋藏被现代建筑所覆盖，多数情况下发掘只是配合基本建设，所以一些重要的埋藏还有待发掘。考古工作者希望找到王陵，还希望有更高级贵族陵墓的出现，发现多一点的文字刻片。

　　郑州商城是何时因何原因遭弃的呢？一方面应该是统治国家和军事活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跟洪水的肆虐侵袭有关。商汤建都郑州，由第10代帝王仲丁迁往都，有专家认为郑州市区西北20公里的中原区小双桥遗址就是都所在。此后，商朝还有过5次迁都，都是为了打仗。郑州历史上曾5代为都，即夏、商、西周管、春秋郑、战国韩的国都或诸侯国国都，因此除去市区内规模巨大的城墙遗址，周边辖区还存在一个庞大的古都群，据说有40处之多，这是郑州不同于其他古都之处。其中位于新郑市的郑韩故城规模宏大，出土丰富，至今保有可观的城墙遗址，是国家首批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州也曾8代为州，即隋、唐、五代、宋、元、金、明、清，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郑州仅为一个人口不足10万的小县城。

　　审视郑州，其实就是解读一部古都辉煌继而湮灭又于现代再次崛起的历史，3600年的世事变迁真是令人唏嘘感慨。

　　寄予厚望的文明起源探索

　　郑州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在中国220余座古都中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夏商两代分界的界标。然而，它因何而获得这种机遇和荣耀？通过考古发掘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黄河文明始终是孕育郑州商城的大背景。郑州地处黄河南岸，著名的花园口距离市中心不过十几公里。其实人类在郑州一代活动的历史很是悠久。1984年，郑州西部的荥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一个面积达300多平方米叫做织机洞的洞穴揭示，在这个距今不少于七八万年的洞穴里，不仅有用火的遗迹，打制的刮削器、石锥、石锤，还有大量动物化石，古人类在此长期生活过。1977年，郑州南部新郑裴李岗的农民李铁蛋平整土地时发现人骨、石磨盘、陶器等，这是一处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记载，在此后的绵绵历史长河中，从五帝到夏商周，郑州一带始终都是华夏先祖们活动的中心区域，是东西往来、南北交流的一个汇合点。郑州北郊4800～5300年前的西山古城，郑州新密4300年前新密古城寨的发现，4100多年前郑州登封王城岗城址，都为探询黄帝时代文化和夏文化提供了可能。

　　黄帝是最早的郑州人——郑州人这样说。古文献中记载的黄帝，带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原河南省博物馆馆长许顺湛认为:“黄帝不是一个具体人，黄帝是一个族的领袖的世袭名称。”传说，黄帝和炎帝实行部落联合，打败了蚩尤部落，然后就在今日郑州南郊20多公里处的轩辕之丘建立有熊国，“有熊的地望没有第二个说法，都说在新郑这一块。”许先生指的是古文献中的种种记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郝本性也认为:“说黄帝故里在郑州是可信的。”现在，新郑市区北关的轩辕丘，建有黄帝故里景区，景区内有一座古老的庙宇，庙前立有“轩辕故里”碑。说是建于汉代，因为在庙宇的墙上发现有汉代的花砖，但可靠的记载是，至少从明代开始，人们就在这里朝圣，现在也是海内外华人寻根拜祖的主要地点之一。

　　大禹是郑州人，治水在嵩山——郑州人这样坚持。郑州能拿出什么证据呢？依据世界文明史认定的标准——城市形态、文字记载、金属冶炼等标准和郑州、洛阳等地的考古发现，学术界基本确定，夏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源头。但是，这源头是从什么地方开启的呢？夏代开国君主是大禹，但也有主张他儿子启的，因为启改变了原始社会由不同血缘集团间轮流执政的“禅让制”，变成父子间的“家族继承制”，导致部族联盟的解体和新型王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奴隶制国家的出现。那么，夏部族生活的区域在哪里呢？因治水不利被处死的鲧是启的祖父，《史记·夏本纪》索隐引《连山易》云:“鲧封于崇。”崇，即中岳嵩山，就在郑州辖地登封市境内。启的父亲大禹所居之地有“禹居阳城”的记载，阳城，有山西说，河南颍川说，更有郑州登封王城岗说，而《世本》、《竹书纪年》等古籍和考古发现都比较支持王城岗说。无论怎么争论，有一点学者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夏代活动的中心区域是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颍水流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明是从郑州流淌开来的。继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现在的重点试掘点3/4在郑州市所辖地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郑州不仅保有5000年灿烂文明的印记，郑州还哺育了代代风流人物。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开启文明，大禹治水人民安居乐业的故事在这里世代流传，人民年年拜祭;管仲、列子的哲学，子产、韩非、许衡、高拱的政绩，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的美妙诗文，李诫的建筑专著《营造法式》，无一不是中华文明值得荣耀的精神遗产。此外，郑州还拥有20多个祖根姓氏，其中郑、王、冯、韩、许、何、方、郭、高、夏十大姓氏，血脉源远流长。

　　一周的采访结束，在离开郑州的时候，作为观察者，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政府正在实施的商城保护计划，能否注意一个技术细节，即做“原真性”展示。千万不要做假古董，千万不要改造和恢复破败的遗址。关于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也有过类似提醒:“我们在规划郑州商城保护方案的时候，要把城市的历史渊源表现出来。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展示的关系，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但不能为了展示进行破坏。我们要进行原真性的展示，图像也好，模型也好，对其进行简明地阐释。”-

　　青铜鼎——国之重器的故事

　　因为在夏和早商时鼎的铸造不容易，所以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物。所谓“窖藏”青铜器，据说是在国家祭祀后埋下。这种只有王室在当时才可使用的重器，用于敬鬼神。

　　传说大禹初创夏朝，把天下划为九州，然后命九州长官向中央提供铜矿，由朝廷集中在王都阳城铸造九鼎。有一个典故说，公元606年楚庄王带兵经过洛阳，他问东周王朝的大臣“九鼎有多大？”大臣劝告他:“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问鼎，就有点想把天下揽为己有的意思。所以，每有王朝更替，都会以夺取前朝的鼎为标志，“毁其宗庙，迁其重器”。

　　商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戍。祀就是祭祀，所用器具以青铜鼎为代表。郑州发现的3个青铜鼎窖藏坑，安置有序，显然是有意埋藏。出土的商代青铜鼎多以饕餮纹、夔龙纹、夔凤纹装饰，这种视觉冲击正是营造王权与神权威慑力的需要。“青铜恐怖”到东周以后终被打破，这就是“雄美”之器——莲鹤方壶的出现。两尊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郑国和韩国在此建都前后长达500多年。这是西周王朝建立起来的礼制逐渐走向“礼崩乐坏”的阶段。这壶通高1.62米，口宽0.54米，重64.28公斤。制作非常精美，以盛开的莲瓣和振翅的仙鹤，展现出昂然生机。

　　礼的主旨是贵贱有别，长幼有序，有完备的制度。祭祀用礼器，规定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大夫用5鼎。既不能错，更不能僭越。祭祀时用的乐器，用哪几种，用多少件，奏什么音乐，跳什么舞，也都有严格规定。到春秋战国时代，礼乐制度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从郑韩故城的窖藏坑便能窥见一斑。

　　在发掘郑国王室墓葬的礼器时，考古人员发现，竟出现了天子才能享有的配置——9鼎8簋，此外，乐器的使用也有僭越。王室僭越了天子的特权，正是“礼崩乐坏”的一个实例。与古文献中郑王有篡位企图的记载十分吻合。不仅如此，普通贵族墓里也发现类似陪葬品，有的坑是7鼎6簋，有的坑是6鼎4簋，还有的坑是上下两层叠放的20件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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